*作者任教於大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二十幾年間,國人認同台灣人身份的從16%劇升到60%;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則從44%下降到了3.5%。台灣民眾自我身分認同的轉變之所以如此急遽,其實跟國際形勢的轉變以及台灣民主化有相當程度的關連。在台灣國家建構以及民主化的過程中,老一輩外省族群的身影始終被龐大的國民黨以及大中國的陰影所籠罩。而在後動員戡亂時期的政治發展情勢裡,又背負著「曾為壓迫者」以及擁有「中國想像」的他者形象。然而現今,以長江、黃河作為認同對象的族群,在台灣逐漸凋零。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尤其年輕世代,大多沒有省籍意識,他們共同的認同符號就是台灣。特別是經過五次總統大選的動員洗禮之後,關愛自己的土地與人民就是絕大部分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此次大選,國民黨情勢看來慘澹,甚至有可能會全面潰敗,但或許這也是外省政治精英重新省視自我國族認同取向的絕佳契機。

內容來自YAHOO新聞

2015年初上映,描寫外省族群的電影《風中家族企業貸款》劇照。

三、地方派系的培植: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推行「地方自治」過程中,國民黨積極培養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力量與基層,並透過侷限性的地方選舉及派系所形成的政治掮客功能,使得國民黨取得普遍性的政權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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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陸撤退來台的外省籍人士和台灣人之間的社會組織與不平等問題,不一定基於「大陸人士」對於「台灣人」的有意識的「省籍」歧視與壓迫。但是,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制度性安排之下,使得統治階級幾乎都是當年自大陸來台人士組成,而一些「台灣人」則被迫居於劣勢、被支配的社會位置。這樣的安排造成了明顯的社會階層不均等。在公共資源影響領域,經常呈現外省人支配台灣人的情形。這並不等於說所有外省人都是統治階級,因為一些受威權統治集團排斥的人士以及廣大的中低階軍士、家屬,一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犧牲者。這樣的不對等關係,使國民黨擁有至高的權力與機會在台灣進行共同想像的塑造,使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逐漸擺脫日本殖民的影響,重新的漢化、中華民國化。台灣社會經過國民黨五十年的形塑之後,國家的想像即呈現出一些共同符碼,在島內幾乎少有挑戰與質疑。我們可以在從下面幾個政策與制度上的安排看出其操控的痕跡:

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觀點投書-日久他鄉即故鄉-外省族群的國族認同處境-220000700.html

同一時期,台灣也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與民主選舉,如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總統直選等等,使得過去四十年來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成為選舉時動員與操作的議題。也使得族群爭議益發明顯,並愈演愈烈。在此情勢下,即便外省人相較於本省族群團結,但代表外省族群優勢的國民黨卻在部分重要選舉中嚐到敗績。尤其是2000年及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更使得外省人的焦慮不安情緒增生。其後雖然靠著馬英九奪回權力高位,但2016年總統大選的情勢顯然極不樂觀。外省政治精英所堅持國家內涵、華夏史觀、中華民國法統勢將再次遭遇威脅。敗選將臨、政權輪替的鬱悶和焦慮可想而知。這種情緒,以張作錦在聯合報所發表的評論:「王金平選總統,國民黨將亡矣!」厥為代表。張文表面上是對王金平主持立院的權謀多所騭議,但實際上是不能接受兩個臺灣人競逐總統大位。疑慮「王金平這回選總統,國民黨更將大分裂,等於保送蔡英文上壘,其間難道沒有李登輝的影子?」

同時國人也要戮力還原外省族群的面貌。現在他們既不是統治者,也不是加害者,而是與台灣各族群有著共同情感、歷史的一個族群。因此我們必須共同反省與呈現外省族群在這半個世紀多在台灣所扮演的多樣貌角色及其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不管朱門內的外省權貴或是竹籬笆內的升斗小民或是蝸居陋巷的退伍老兵,他們都是台灣的共同歷史與記憶,唯有將這些納入台灣的記憶庫中,外省族群才能在台灣找到故鄉。

觀點投書:日久他鄉即故鄉─外省族群的國族認同處境

二、政治權力的壟斷: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實施的動員戡亂體制,長年不改選的「萬年國會」,以及中央政府內閣人員長期的省籍不均現象,使得外省人被其他族群認為寡佔台灣的政治權力優勢。

?其實早自1980年代末期李登輝上台執政,台灣的政治體系中就逐漸醞釀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及身份認同圖像。使得外省族群在自我身份認同及族群價值領域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顯得格外明顯。在1994年,李登輝即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承認:「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兩歲」的時候,李登輝在國民黨及在中華民國的領導高位即遭到許多外省籍政治菁英的挑戰與質疑。由於李登輝的身份與權勢,以及李登輝對於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重企業貸款新定位,使得國民黨的權力核心重新洗牌,也讓外省人對國家、民族信仰的集體價值體系以及諸多自我身份認同的標的,從正統中國政府追隨者及中國人的身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淪為外來政權的擁護者及台灣這塊土地的他者。

對於這種現象,郭力昕的評論尤為深刻。他認為:「許多台北外省人根深的省籍/文化優越意識,以及基於這個意識下,格外恐懼「失掉政權」這件事,讓他們之中的許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理性訓練的人,一旦碰到省籍問題/藍綠情結,身上的那些知識、訓練與理性能力就全然失效,只能被潛意識裡的不理性、集體焦慮與恐懼感所召喚。一碰到選舉,還是不假思索、非選深藍候選人不可;那種對國民黨不能失掉政權的莫名恐懼,毫無邏輯或理性可言。」而這也是洪秀柱宣布參選立即颳起一陣旋風的重要原因。

一、文化政策的操控:在國民黨推動提倡「大中國」的政治教化之下,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與地緣特性以及一些和台灣文化、台灣人有關的共同想像建構,不是不被承認,就是遭到刻意的忽略。

其實台灣外省人對中國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一方面,中國的反分裂法動武條款與超過1500枚的飛彈籠罩,使全體台灣人忐忑於衷,當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外省人。當年因為戰爭逃難來台的心理陰影,讓多數外省人害怕與中共統一。但另一方面,源自家國感情與傳統文化的傳承心理,使得相當多的外省人,特別是外省政治精英仍然將中國視為他們情感認同與文化依歸的標的,因而堅持保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馬英九父親馬鶴凌遺囑:「化獨漸統,全面振興中國。」可謂此輩外省精英的心緒寫照。

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台灣外省人在面對政治秩序轉變及身份認同扭轉過程中所產生的焦慮與不安,必須深及其族群價值體系所面臨的挑戰、自我身份認同的詮釋以及族群的尊嚴自覺等問題。才能瞭解在這動態發展過程中外省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尤其最近這幾年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中國人共同想像的衝撞日益明顯。例如高中歷史、公民課綱的微調,雖然引發朝野爭議、青年學子抗爭,但國民黨高層仍然堅持以華夏史觀為中心調整課綱;李登輝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指稱台灣在二戰時與日本「同屬一國」,台灣人並無「抗日作戰」的事實,遭馬英九及諸多外省精英痛責「出賣台灣、羞辱人民、作賤自己」;而連戰赴中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活動,卻只換來馬英九:「不宜參加」的柔性勸阻。看到馬氏及其左近如此差別的態度,我們不禁要問:他們認同的國家到底是哪一個國家?他們認同的中華民國又是怎樣的中華民國?國內外情勢演變至此,他們是否願意認同這塊他們落腳近70年土地做為國家?

四、經濟社會組織的安排:光復初期,台灣大部分人口屬於農業生產者,而來台的大陸省籍人士在身份上幾乎都屬於「軍公教」管理或者服務階層,使得彼此在日後政治權力競爭以及財富積累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不平等的現象。而國家與政黨所掌握的一些經濟資源與官僚位置,也常常遷就照顧第一代「外省人」,對於軍公教人員亦有特殊優渥的退撫安排。

2015年初上映,描寫外省族群的電影《風中家族》劇照。

這種層層疊疊、設計周密的政、經制度操控造成了台灣社會深層結構上的省籍二元性分化現象,也提供了國民黨在台灣建構「內部殖民情境」的制度性根源。外省族群在1990年代後期之所以在國家認同上會發生左右為難的困境,與國民黨法統體制、國家認同意識的強固操作及不同省籍的二元社會結構有極密切的關係。

在國民黨操控下的台灣社會,其所灌輸的大中國國家想像,其實具有多重的社會意義。有時候可能是政治權力正當性的表徵;有時候可能會對不同族群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進而形成某種程度的階級差異;但也可能是官方主流文化對於地方是否尊重或是歧視的衡量指標。但是,在討論國家想像、認同問題的時候,黨國體制的操控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一向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為台灣的「黨國體系」,基本上是一種以黨國為核心的支配方式。國民黨為了確保其政治權力的鞏固與延續,不僅在憲法層次上透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加以債務協商扭曲,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策略上亦經常做出差別待遇的設計與安排個人信貸。所以,一些經濟與文化、教育的不平等問題,經常被歸因於不公平政治、威權官僚統治的結果。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外省人常常被認為是台灣的既得利益族群。普遍而言,外省族群對這種差異亦了然於胸,並將之視為國民黨的德政。因此在政治上對國民黨自是衷心擁護,全力支持,形成一種緊密的利益共生關係。這也是絕大部分外省民眾一碰到關鍵選舉,非深藍候選人不可的重要原因。

透過綿密的政治、教育、文化、傳播體系的安排操縱,台灣人民的國家、民族認同有相當長時間是符合黨國體制所設定的目標的--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行政院陸委會自1992年起對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態度進行調查:當時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高達44%,有3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只有16%。可是這種國族認同的傾向在此後的二十幾年間發生了極大轉變。到了2015年之際,國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降到了3.5%,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則高達6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則佔33%。從這些調查數字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在不同時期的確存在著不一樣的國族想像,而且逐漸呈現出與中國圖騰切割、自我當家作主的趨勢。

當然,政治因素只是促發外省族群焦慮情緒的諸多因素之一,並非全部。外省人在此一變動時局的焦慮仍有其他諸多的誘發因素。例如李筱峰從「外省人面對社會和經濟利益、優勢地位之減少或喪失的情勢,所感知到的集體心理狀態或情緒」來解讀外省人的危機感。他認為這是由於外省人過去在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社經結構上的優勢地位,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多元自由開放情勢而日漸流逝,所產生的類似「危機感」的心理防衛機制。而吳乃德則認為現階段台灣族群緊張的根源,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本省人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同時對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外省民眾充滿疑慮;另一方面,外省人則是因為民主化之後成為政治權力上的少數人,感受到「本省族群對其缺乏尊重與承認」,因而對於台灣主體的建構心存疑懼。

唐代詩人黃峭勉其子孫:「駿馬匆匆出異方,任從勝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徙居台灣已近七十載,許多人的父母也埋骨斯所,或許現在是外省族群將大中國國家想像這副重擔卸下來的時刻了。尤其是依附在黨國旗幟下的外省政治菁英,應該儘快地找尋到一個以現實為依歸的族群文化樣貌及政治認同位置,在即將破碎的戰場上,讓支持民眾能夠看到再興的希望。

1949年,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失敗,退守台灣,大批軍公教外省人湧入台灣。國民黨重新改造,開始在台灣重新建立一個以國民黨一黨領導、領袖一人為政治中心的「黨國威權體制」。這個體制因為世界冷戰體系的建立而獲得美國的各種援助與安全保障,台灣從此成為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威權體制國家與超穩定的社會。

此外,台灣在現實政治中應該摒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族群主義,傾全力朝公民民族主義方向邁進。鼓勵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甚至於決定國家前途。在一次次的投票及公民運動之後,台灣有絕大的機會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公民國家。以公民政治為基礎,並由在地生活的各族群公民互動,無論民族文化的認同為何,只要他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他就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一員。

自從2014年反服貿學運之後,國民黨領導階層一連串的舉措--馬王政爭、黑箱課綱、防王挺柱、連戰北京閱兵當朝無力阻攔,讓國民黨選情一路低盪。一些名嘴甚至預言,2016大選蔡英文簡直可以躺著選。藍營在這一兩年所暴露出的左支右絀,加上經濟情勢持續低迷,除了可能使國民黨再次丟掉政權,更深層的影響是,殘酷的選情將逼使國民黨內的外省精英必須更現實的面對台灣的處境與他們內蘊於衷的大中國國家認同。

要瞭解外省人對國家、民族認同的態度,我們必須先了解外省人的精神世界。1949年之後這些移徙台灣的離散中國人有完全的理由相信,認同國民黨政府、為它犧牲奉獻及默許當時該黨政府所有的政策作為是應該的。儘管這些政策從現今的角度來看是侵犯人權的、有違民主精神的。他們覺得,如果有一天遷台的國民黨政府又一次的在台灣垮台,那麼他們也會跟著毀滅。我們可以這樣說,外省人在認同國民黨與國家統一的目標上,在某些程度而言是「神聖」的,是無條件犧牲奉獻的。曾有許多年,第一代的外省人一直認為他們會回中國。他們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交戰下撤退的生存者,必須在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及偉人的帶領下,才有機會反攻回去。這是外省人精神世界中很重要的信念,但這樣的信念也增加了他們適應2000年以後台灣新政治秩序的困難度,甚至有人還因此對台灣萌生了嚴重的疏離感。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的認同問題,是存在於台灣之中不同「想像共同體」的糾葛與對決。台灣目前的國家認同錯亂,正是因為不同的「想像共同體」在發展一段時間後,由於政治力的介入而引發的正面對決。其中一種「想像共同體」是被官方形塑的,也就是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力量,有意識和有計劃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我是中國人。另外一種「想像共同體」則是由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出發,經由政治、文化精英的鼓吹形塑而成的,一般而言這是移民社會發展必然會形成的結果。所謂「台灣認同」、「台灣主體意識」等等其實都是由這種「想像共同體」所發展出來的論述。目前我們國家認同的錯亂,反映的正是這兩種「想像共同體」的拉扯與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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